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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爸的夢裡，一位小女孩敲了敲我爸爸的門，她看上去七、八來歲。她問了問我爸爸，能不能借他手中的那隻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的爸爸沒有電腦。他不懂得如何打字。他所有的武器，就是一支筆。我爸爸說，那是我唯一的東西，我不能給你。而那個小女孩說，『要有耐心。等我用完這支筆，我就把它還給你』」。這是4年前，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在失蹤前，最後一次與女兒耿格的通話。
根據高智晟的自傳，他出身於陝北的貧寒家庭，曾為了溫飽而加入解放軍。27歲那年，他來到新疆，一面推車賣菜，一面自學，並在30歲時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1995年，31歲的高智晟在新疆烏魯木齊成為律師，隔年開始執業，幫助許多弱勢家庭，並免費擔任他們的辯護律師。2000年，36歲的高智晟從新疆搬到北京，並成立律師事務所，更在2001年被中國司法部評選為「中國十大傑出律師」。
在擔任律師期間，高智晟給自己定下了執業生涯的規矩：三分之一案件，都為窮人弱勢免費打官司。高甚至自掏腰包資助當事人。由於為弱勢族群發聲，甚至代理法輪功案件並參與中共活摘器官調查。2005年，高的事務所被中共政權勒令停業，並開始控制高的人身自由。2006年，高遭到秘密逮捕，被以煽動顛覆罪起訴並遭秘密審判判刑，並在監獄內遭受酷刑。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時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周永康2006年指令成立了一個專案組，每個星期一召開一次例會，匯總有涉高智晟案件的國內外情報以及最新所謂的「敵情動態」。而高自2006年開始，多次遭到綁架、入獄以及失蹤。儘管高在2014年出獄，但仍舊被中共當局持續軟禁。2017年8月，高再次失蹤，至今音訊全無。
今年7月13日至15日，前川普政府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前歐巴馬政府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斯維特（Katrina Swett）於美國華府發起了一個關於國際宗教自由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高智晟的女兒耿格受邀出席並向國際透露父親的近況。
耿格回憶起在中國的生活，她說不僅僅是她的父親，他們一家都受到了折磨。他們生活在24小時的監控下。「我記得2005年的普通一天，當時，我爸爸，已經在拘留所了。當我媽媽告訴我，我爸爸在出差。她把我帶到了當地的一家理發店。然後突然，一打穿黑衣服的人，他們有像巨大的相機，像手電筒一樣不停地靠近我們的臉。然後我母親回到了公寓。當我們到達那裡時，我們的保姆和我的弟弟，他們都躲在角落裡。警察清空了我們的公寓。然後說那些都是罪惡的證據」。
耿格說，「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鍋子，因為很顯然地，連鍋子也被當成是一個罪證。從那天開始，警察禁止他們出去。七到八個警察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一起住在我們的公寓裡」。耿格清晰記得，在他們家監視的警察有一個小筆記本，並記錄他們家的一舉一動。「包括我的弟弟什麼時候哭？他為什麼哭？我什麼時候洗澡？我洗了多久的澡？等等無聊的事情」。
耿格在峰會上強調，「我想說有幾千萬個像我這樣的家庭。在中國，他們之所以受苦，只是因為他們為他人站出來，為他人說話。而他們正在經歷巨大的痛苦，只是因為他們的信仰」。當被問到是否繼承了父親的工作？耿格回答，「我試圖很多時候認為自己作為一個螢火蟲，我生活在這個非常黑暗的地方。當沒有光的時候，我相信我可以在自己身上點亮一盞燈，因為我是一隻螢火蟲。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會說是的。我在繼承他的價值」。
最後，耿格希望每個人心中都有希望，並盡可能多地為更多人祈禱。她說，「因為很多在監獄裡的人，我認為讓他們活著的唯一原因，是我們之外的人在關心他們，仍然在為他們祈禱。這很重要。我們不能忘記那些人，即使我們不認識那些人，他們需要我們的信仰」。
在談話即將結束時，與談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副主席、家庭研究理事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會長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為耿格以及她的父親禱告，「她從她父親那裡接過了自由的火炬，即使只是短暫的時間，我們也祈禱他能再次帶著這個火炬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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