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斯·羅培茲·特納:全球化與專制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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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認為曾經強大的國家自認為的衰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迷人的視角,讓我們深入了解正在衰落的國家心理的最黑暗的角落,因為那些自認為是國家核心和主體的人,是國家的合法主人,被落入尼拉德·喬杜里(Nirad Chaudhuri)的魔咒的恐懼所淹沒—權力趨於腐敗,絕對的權力腐敗得最為透徹。這助長了對主要是想像中的美好時代的酸楚的懷念,在這些日子裡,他們獨自統治著世界,統治著海浪,至少統治著他們的鄰居,或者至少統治著他們自己,53%的英國人投票脫離歐盟,就顯示了這種怨恨的情緒。

英國是許多這樣的國家中的一個,他們自稱的權利主體想像為搖擺不定,來自對民族自豪感的強烈渴望。這是一種全球性的飄移,但像加泰羅尼亞這樣的極端案例往往是分析總體趨勢的最佳選擇,因為當大部分統治者和中下層階級的內心被「可怕的失望感」所困擾時,賦予洶湧澎湃的浪潮的潛在力量就會在外圍國家更早地浮出水面,不受自由和理智的強大機構和傳統的阻撓,從而延遲其全部破壞性的憤怒,成為襲捲國家中心的吞噬性海嘯。「現代(國家)的驕傲已經遠遠超過了它的成就」,正如黎巴嫩裔美國教授福阿德·阿賈米(Fouad Ajami)在談到埃及時寫道。無論哪個國家,都有一種對失去有時是真實的、但主要是想像中的更強大的過去的怨恨,以及對從未到來的未來的厭惡性懷念。俄裔法國哲學家亞歷山大·科耶夫(Kojève)提出的 「渴望的歷史」是這樣說的:在這場游戲中,有贏家和輸家,不是主人就是奴隸。

加泰羅尼亞是歐洲最陡峭的權力衰落案例之一。一個曾經統治著地中海帝國的強大國家在五個世紀前失去了獨立,它三次被並入西班牙,兩次被並入法國,在17世紀失去了獨立戰爭,被西班牙和法國瓜分,成為那些更強大的鄰國的附屬國,此後只是努力避免同化和消失。

Yellow and blue flag on building

這也是一個被塞爾維亞前議員韋斯娜·佩西奇(Vesna Pešić)指出塞爾維亞負擔所困擾的國家,「在像我們這樣的不發達國家,情況要糟糕得多,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撒謊。這是因為公民更窮,受教育程度更低,更容易實行獨裁主義,更無權無勢,更懷疑民主;而我們的機構被打得很脆弱,媒體很弱,經濟也很虛弱」。加泰羅尼亞也是我的國家,我見證了它的願望和過度行為,見證了它的政治和陰謀,見證了它的魅力和妄想。作為一名高級官員、活動家、政治家和作家,我一直在與它向專制民粹主義的飄移作鬥爭,現在它到處都是,從它早期出現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沒有結果。

在英國、加泰羅尼亞、塞爾維亞、匈牙利、巴基斯坦、美國、泰國、義大利、土耳其、波蘭、以色列、巴西、印度,僅舉幾例,全球化打亂了歷史悠久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確保正確的人總是依靠贊助遊戲和以公共資金和資源為食的擴展客戶網絡來統治。基於任人唯賢價值觀的國際競爭,穩步而無情地侵蝕著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即只有正確的人可以茁壯成長,因為他們受到他們關心的正確統治者的保護。擇優錄取使所有的人都有勇氣獨立生存和發展,因此,越來越多的非權利人戰勝了權利人,他們成為全球化的遺棄者。

後者,傳統上的掌權者,開始意識到他們的重要性在減弱,他們所珍視的一切也在逐漸消失,並反擊以恢復他們的統治地位,不惜一切代價—甚至通過粉碎那些「任何地方的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人的全盤毀滅是為了讓有根基的「某個地方的人」認為他們沒有被迫害:柏拉圖式的「精神辯論」亦徹地崩壞了。

這一切都只是歷史無休止地重復的一點,更多的是鄉下人對腐敗的、沒有上帝的城市;根深蒂固的農民和牧民對轉瞬即逝的商人的千年仇恨的陰森回聲。對城市的妖魔化,使道德上的疾病和身體上的疾病都萌發出來,盤旋在純潔無瑕的腹地上,這些腹地必須反抗,以消滅那些從巴比倫到塞拉耶佛的腐爛窩點。

隨之而來的是反彈,多數派民族主義進行了反擊,正如印度歷史學家穆庫·凱薩萬(Mukul Kesavan)所定義的。「聲稱一個國家的政治命運應該由其宗教或種族多數決定……。大多數人的信仰和文化的成員被看作是國家的真正公民。其餘的人是禮節性的公民,是多數人的客人,應該表現得很好,很恭敬。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根據多數人的決定被容忍並不能替代正式的公民身份。這是一種邊緣狀態,是一種長期不穩定的狀態。一個拒絕給予其少數群體完全公民權的政體,遲早會在政治上剝奪他們的權利或驅逐他們,理由是盡管他們是居民,但他們根本不是公民,實際上屬於其他地方」。那些被全球功利主義鼓動起來的非右派公民,不再表現得很好、很恭敬,只是因為他們在沒有得到歷史悠久的贊助網絡的幫助下自己茁壯成長;他們不再服從,需要被提醒他們的位置。「多數派政治的結果是,一個受委屈的、被圍困的多數派耐心地構建了自我形像,他們認為自己是久經沙場的,拒絕再默默承受……國家正在被掠奪性的少數派所顛覆」,他們對現狀的威脅被嬌生慣養的多數派視為對自己的威脅,他們在人類食物鏈中享有更高的營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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